陜北漢畫像石的文化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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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陜北漢畫像石 墓葬民俗藝術 非原生 文化價值
論文摘要:從陜北漢畫像石流行的時間、獨特的雕刻手法和成熟技法以及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三個方面對陜北漢畫像石的非原生性進行了考釋,同時從陜北漢畫像石的獨特內容和文化價值幾方面與其它地區(qū)的漢畫像石進行了比較與研究,進而說明,陜北漢畫像石在我國同類歷史文化遺產(chǎn)中占有突出地位。
漢畫像石作為墓葬內的裝飾和加固墓室的建筑構件,產(chǎn)生于漢代,盛行于漢代。是一種在稍加打磨光的巖石板上墨線勾樣,淺刻浮剔,再敷色繪彩而成的表現(xiàn)一定情節(jié)、內容的綜合藝術品。我國該遺存較多的地區(qū)有:山東魯南、蘇北徐州、河南南陽、山西梁和陜北地區(qū)。
陜北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和豐富燦爛的文化遺存,東漢墓畫像石就是其中一種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截止2000年,陜北榆林、綏德、米脂、榆陽、神木、清澗、橫山、靖邊等縣(區(qū))出土、收集漢畫像石多達800余塊,屬我國漢畫像石較多而且發(fā)現(xiàn)較早的地區(qū)。
一、陜北漢畫像石的非原生剖析
在對陜北800余塊漢畫像石和其它地區(qū)的一些畫像石資料進行研究比較時,我們從陜北漢畫像石流行的時間、雕刻手法所顯示出的成熱技法和當時陜北漢畫像石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來分析,它極有可能是一種由移民帶入并與當?shù)匚幕诤线^程中又有所改變、發(fā)展的一種墓葬民俗藝術品。
(一)從陜北漢畫像石流行的時間分析
據(jù)有關記載,全國迄今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的漢畫像石,是山東沂水縣鮑宅山出土的西漢昭帝元風元年(公元前80年)的“鳳凰刻石”,最遲的是山東沂南墓室出土的畫像石。據(jù)多數(shù)考古學家推斷.可能屬于東漢晚期或三國、兩晉時代,全國各地畫像石的起止年代亦均在此期間內,其年代跨度有二個多世紀。
而陜北畫像石的起止年代則較短,陜北綏德與漢畫像石同時出土了一些帶有紀年的墓志條石,這些基志條石文字雖然不多,但為確認這些墓葬及其文物的時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從“永元二年(公元90年)”、“延平元年(106年)”、“永初元年(107 )”到“永和四年(139年)”的字樣可判定這些畫像石出自東漢中期。從這些紀年刻石看,年代最早的是東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遲的是順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年代跨度近50年??脊艑<艺J為:’‘陜北在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大破北匈奴之前,一直為漢朝與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爭奪廝殺的戰(zhàn)場,不具備畫像石產(chǎn)生所需的安定優(yōu)裕的精神土壤。至順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羌人打擾西河、上郡,東漢政府被迫‘徙西河郡居離石,上郡居夏陽’,使陜北畫像石墓賴以存在的短暫的安寧富足化為烏有。從而決定了其存在的時間可能只限于公元89—140年前后”(《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一1999年,考古學家在對陜北神木大保當漢城址的試掘與墓葬的考古中,通過分析該城遺址的形制、出土器物與畫像石后又認為:“大保當漢城址雖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但調查與試掘的材料已經(jīng)足以將其存在的時間定在東漢初期到東漢中期偏晚之間。通過與周圍地區(qū)尤其是無定河流域的畫像石墓比較,大保當畫像石墓的年代也可以定在這個范圍”(《神木大保當漢代城址與墓葬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1年)。其根據(jù):
1、大保當漢城址內采集的小口、細頸、瘦腹、肩部飾暗紋、近底部有直徑1厘米圓孔的陶罐,與內蒙西溝畔匈奴12號墓出土的匈文化的典型器物—小口細頸瘦腹罐完全一致,內蒙西溝畔匈奴12號墓葬的年代相當于西漢晚期。而且現(xiàn)該遺址內除了現(xiàn)代居民點外,幾乎再未發(fā)現(xiàn)晚于漢代的遺存。按異地同類遺物的類型學排比,陜北畫像石應出現(xiàn)于東漢初期。
2、從大保當出土新莽時期五株的型制看,接近洛陽燒溝漢墓的rI’型,該幣流通的時代為東漢中晚期,這證明了陜北畫像石至少流行至東漢中晚期。
3、大保當出土的畫像石與無定河流域的綏德、米脂等縣出土的畫像石在內容與藝術風格上沒有多大區(qū)別。如一些瑞獸神物門媚畫像石和朱雀、鋪首銜環(huán)門扉畫像石內容都很相似,一些射獵和車馬出行以及荊柯刺秦王等歷史故事題材更是若合符節(jié)。此外,大保當畫像石用很寬的邊飾、分格表達以及對畫像細部用墨線勾勒加以色彩烘托的風格,也與無定河流域出土的東漢中期的畫像石風格相同。
從以上陜北迄今出土的文物來看,漢畫像石在陜北流行的時間大體在東漢初期至東漢中期偏晚之間,可見這里不應是漢畫像石的最早產(chǎn)地,從時間順序上排除了它的原生可能性。
《二)從陜北漢畫像石的成熟雕刻技法與獨特手法分析
漢畫像石的造型手法經(jīng)過了由二陰雕”、二陽雕”以及后來才出現(xiàn)的.‘刻繪”這樣一個發(fā)展演變過程。而陜北出土的畫像石卻不見山東、河南畫像石雕刻初級階段的陰線刻,而是一反事物的發(fā)展由原始到先進、由簡單到復雜的一般規(guī)律,顯示出了一種成熟的雕刻技法,即采用陽刻減地、陽刻加陰線、陰刻、陽刻加墨線4種手法將浮雕與線描揉合于一體,把內容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另外,陜北畫像石上的邊框圖案有云紋、如意紋、枝葉紋,中間加有瑞草嘉禾、珍禽異獸,有種濃重的裝飾感。陜北畫像石還采用波線式、散點式、斜線式的構圖法,使圖案均勻,線條流暢,連當代的美術家也莫不為之驚嘆,這種成熟的雕刻技法又從另一側面排除了漢畫像石在陜北的原生可能性,為它作為一種移民帶入的文化提供了又一證據(jù)。
《三)從陜北漢畫像石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分析
漢代,陜北作為西北邊疆,有大量朝廷所派的戍守將士,還有數(shù)次大規(guī)模的移民實邊。而且一段時期陜北的居民又是以中原來的移民為主,這勢必會帶入內地先進的農業(yè)、手工業(yè)生產(chǎn)技術和一些文化信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移民文化也必然會對陜北的民風習俗及藝術文化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漢畫像石這種民俗文化也必然會在陜北流行并在與當?shù)氐奈幕诤现?,跨越了山東畫像石只刻無繪的初級階段,形成了一種減地平雕與墨線繪畫的雙重表現(xiàn)形式。將這種具有陜北獨特雕刻特點的畫像石與山東、河南等地的畫像石進行比較后,我們從圖案方面的一些相同性,可看出它們之間一定的淵源承繼關系。陜北漢畫化像石中有中原畫像石影響的影子,可能是借鑒了外地工匠的技藝,或是外來工匠或其弟子參與所為均是有可能的。此說若是成立,前邊提到的陜北漢畫像石自開始就表現(xiàn)出的成熟雕刻技藝也就不難理解了。
上述幾點初步證明漢畫像石非陜北原生,當然,此觀點還需找出更充分的證據(jù)證明之。此外,這一藝術形式經(jīng)過工匠們據(jù)當?shù)氐娘L俗和審美加以改進和繪制后,還形成了一些獨特的內容。
論文摘要:從陜北漢畫像石流行的時間、獨特的雕刻手法和成熟技法以及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三個方面對陜北漢畫像石的非原生性進行了考釋,同時從陜北漢畫像石的獨特內容和文化價值幾方面與其它地區(qū)的漢畫像石進行了比較與研究,進而說明,陜北漢畫像石在我國同類歷史文化遺產(chǎn)中占有突出地位。
漢畫像石作為墓葬內的裝飾和加固墓室的建筑構件,產(chǎn)生于漢代,盛行于漢代。是一種在稍加打磨光的巖石板上墨線勾樣,淺刻浮剔,再敷色繪彩而成的表現(xiàn)一定情節(jié)、內容的綜合藝術品。我國該遺存較多的地區(qū)有:山東魯南、蘇北徐州、河南南陽、山西梁和陜北地區(qū)。
陜北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和豐富燦爛的文化遺存,東漢墓畫像石就是其中一種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截止2000年,陜北榆林、綏德、米脂、榆陽、神木、清澗、橫山、靖邊等縣(區(qū))出土、收集漢畫像石多達800余塊,屬我國漢畫像石較多而且發(fā)現(xiàn)較早的地區(qū)。
一、陜北漢畫像石的非原生剖析
在對陜北800余塊漢畫像石和其它地區(qū)的一些畫像石資料進行研究比較時,我們從陜北漢畫像石流行的時間、雕刻手法所顯示出的成熱技法和當時陜北漢畫像石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來分析,它極有可能是一種由移民帶入并與當?shù)匚幕诤线^程中又有所改變、發(fā)展的一種墓葬民俗藝術品。
(一)從陜北漢畫像石流行的時間分析
據(jù)有關記載,全國迄今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的漢畫像石,是山東沂水縣鮑宅山出土的西漢昭帝元風元年(公元前80年)的“鳳凰刻石”,最遲的是山東沂南墓室出土的畫像石。據(jù)多數(shù)考古學家推斷.可能屬于東漢晚期或三國、兩晉時代,全國各地畫像石的起止年代亦均在此期間內,其年代跨度有二個多世紀。
而陜北畫像石的起止年代則較短,陜北綏德與漢畫像石同時出土了一些帶有紀年的墓志條石,這些基志條石文字雖然不多,但為確認這些墓葬及其文物的時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從“永元二年(公元90年)”、“延平元年(106年)”、“永初元年(107 )”到“永和四年(139年)”的字樣可判定這些畫像石出自東漢中期。從這些紀年刻石看,年代最早的是東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最遲的是順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年代跨度近50年??脊艑<艺J為:’‘陜北在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大破北匈奴之前,一直為漢朝與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爭奪廝殺的戰(zhàn)場,不具備畫像石產(chǎn)生所需的安定優(yōu)裕的精神土壤。至順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羌人打擾西河、上郡,東漢政府被迫‘徙西河郡居離石,上郡居夏陽’,使陜北畫像石墓賴以存在的短暫的安寧富足化為烏有。從而決定了其存在的時間可能只限于公元89—140年前后”(《陜北漢代畫像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6年一1999年,考古學家在對陜北神木大保當漢城址的試掘與墓葬的考古中,通過分析該城遺址的形制、出土器物與畫像石后又認為:“大保當漢城址雖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但調查與試掘的材料已經(jīng)足以將其存在的時間定在東漢初期到東漢中期偏晚之間。通過與周圍地區(qū)尤其是無定河流域的畫像石墓比較,大保當畫像石墓的年代也可以定在這個范圍”(《神木大保當漢代城址與墓葬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1年)。其根據(jù):
1、大保當漢城址內采集的小口、細頸、瘦腹、肩部飾暗紋、近底部有直徑1厘米圓孔的陶罐,與內蒙西溝畔匈奴12號墓出土的匈文化的典型器物—小口細頸瘦腹罐完全一致,內蒙西溝畔匈奴12號墓葬的年代相當于西漢晚期。而且現(xiàn)該遺址內除了現(xiàn)代居民點外,幾乎再未發(fā)現(xiàn)晚于漢代的遺存。按異地同類遺物的類型學排比,陜北畫像石應出現(xiàn)于東漢初期。
2、從大保當出土新莽時期五株的型制看,接近洛陽燒溝漢墓的rI’型,該幣流通的時代為東漢中晚期,這證明了陜北畫像石至少流行至東漢中晚期。
3、大保當出土的畫像石與無定河流域的綏德、米脂等縣出土的畫像石在內容與藝術風格上沒有多大區(qū)別。如一些瑞獸神物門媚畫像石和朱雀、鋪首銜環(huán)門扉畫像石內容都很相似,一些射獵和車馬出行以及荊柯刺秦王等歷史故事題材更是若合符節(jié)。此外,大保當畫像石用很寬的邊飾、分格表達以及對畫像細部用墨線勾勒加以色彩烘托的風格,也與無定河流域出土的東漢中期的畫像石風格相同。
從以上陜北迄今出土的文物來看,漢畫像石在陜北流行的時間大體在東漢初期至東漢中期偏晚之間,可見這里不應是漢畫像石的最早產(chǎn)地,從時間順序上排除了它的原生可能性。
《二)從陜北漢畫像石的成熟雕刻技法與獨特手法分析
漢畫像石的造型手法經(jīng)過了由二陰雕”、二陽雕”以及后來才出現(xiàn)的.‘刻繪”這樣一個發(fā)展演變過程。而陜北出土的畫像石卻不見山東、河南畫像石雕刻初級階段的陰線刻,而是一反事物的發(fā)展由原始到先進、由簡單到復雜的一般規(guī)律,顯示出了一種成熟的雕刻技法,即采用陽刻減地、陽刻加陰線、陰刻、陽刻加墨線4種手法將浮雕與線描揉合于一體,把內容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另外,陜北畫像石上的邊框圖案有云紋、如意紋、枝葉紋,中間加有瑞草嘉禾、珍禽異獸,有種濃重的裝飾感。陜北畫像石還采用波線式、散點式、斜線式的構圖法,使圖案均勻,線條流暢,連當代的美術家也莫不為之驚嘆,這種成熟的雕刻技法又從另一側面排除了漢畫像石在陜北的原生可能性,為它作為一種移民帶入的文化提供了又一證據(jù)。
《三)從陜北漢畫像石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分析
漢代,陜北作為西北邊疆,有大量朝廷所派的戍守將士,還有數(shù)次大規(guī)模的移民實邊。而且一段時期陜北的居民又是以中原來的移民為主,這勢必會帶入內地先進的農業(yè)、手工業(yè)生產(chǎn)技術和一些文化信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移民文化也必然會對陜北的民風習俗及藝術文化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漢畫像石這種民俗文化也必然會在陜北流行并在與當?shù)氐奈幕诤现?,跨越了山東畫像石只刻無繪的初級階段,形成了一種減地平雕與墨線繪畫的雙重表現(xiàn)形式。將這種具有陜北獨特雕刻特點的畫像石與山東、河南等地的畫像石進行比較后,我們從圖案方面的一些相同性,可看出它們之間一定的淵源承繼關系。陜北漢畫化像石中有中原畫像石影響的影子,可能是借鑒了外地工匠的技藝,或是外來工匠或其弟子參與所為均是有可能的。此說若是成立,前邊提到的陜北漢畫像石自開始就表現(xiàn)出的成熟雕刻技藝也就不難理解了。
上述幾點初步證明漢畫像石非陜北原生,當然,此觀點還需找出更充分的證據(jù)證明之。此外,這一藝術形式經(jīng)過工匠們據(jù)當?shù)氐娘L俗和審美加以改進和繪制后,還形成了一些獨特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