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改革改造論文
社會主義改革改造論文
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程中進行的兩次革命運動。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社會主義改革改造論文，供大家參考。
社會主義改革改造論文范文一：對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評析
摘 要：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旨在客觀評價這一歷史事件的“得”與“失”，把這一歷史事件置于當時的歷史范圍和歷史條件中去反思和總結，對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必要性及其成就與偏差進行了辨證地分析，并且結合現(xiàn)實審視了當前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從而進一步深化了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持續(xù)穩(wěn)定地推進農業(yè)現(xiàn)代化進程具有大有裨益的意義。
關鍵詞：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 必然性 得失
1949到1956年，是黨領導全國人民恢復國民經濟進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一次深刻的農村經濟體制變革，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歷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一、我國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迅速恢復和發(fā)展了國民經濟，新民主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土地改革也得以完成。在此良好基礎上，1952年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xiàn)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并逐步實現(xiàn)國家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從1953——1956年底，我國廣大農村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在這期間對農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具有歷史的客觀性和必然性。
首先，建國初期，我國農村中大量存在著的小農經濟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業(yè)生產力的發(fā)展。
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個體農業(yè)在中國所創(chuàng)立的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已經使生產力的發(fā)揮達到了極限。我國土改后的農村經濟基本上還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資料微薄、生產分散、生產規(guī)模狹小、農業(yè)科技落后、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民一年的勞動收成，除了扣除生產資料的消耗和交納國家的農業(yè)稅外，絕大部分僅限于用作基本生活的消費。因此在這種微弱的小農經濟制度下，不僅不可能進行擴大再生產，有時連簡單的再生產也難以維持。
其次，小農經濟自由發(fā)展勢必會導致農村貧富兩極分化。土地改革雖然鏟除了土地占有的不公平，但是卻保留了土地私有和買賣轉讓的制度，這就必然會導致農民之間因各種差異和意外因素發(fā)生經濟上的分化。因此必須對農業(yè)進行社會主義進行改造，將小農經濟私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
再次，對個體農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土改以后，個體農戶存在著耕地少、生產工具不足、資金短缺等問題。如果不引導農民走組織起來的路，不僅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而且農村也不可能為工業(yè)的發(fā)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糧食、輕工業(yè)原料、工業(yè)品市場和積累工業(yè)發(fā)展的資金等條件，從而影響到輕工業(yè)的發(fā)展狀況并導致重工業(yè)發(fā)展緩慢，成為工業(yè)發(fā)展的制約因素。所以必須對農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解放農村生產力，加快農業(yè)發(fā)展，使農業(yè)與輕、重工業(yè)之間的矛盾得以解決。
二、我國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得失兼有的改造
我國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農村生產關系的徹底變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立足本國實際，因勢利導地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創(chuàng)造了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相互銜接的“三步走”改造道路形式。通過這次改造，消滅了幾千年來的農村私有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1953到1956年改造期間，農業(yè)生產穩(wěn)步增長，農業(yè)總產值年均遞增4.8%，為歷史之最。這樣的歷史事實足以證明，我國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符合我國實際和當時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和社會歷史條件的，對農業(yè)生產力的推動和農村的全面進步功不可沒。
但是，在看到改造成績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人多地廣的國家里，要進行如此廣泛、深刻、復雜的農村社會經濟大變革，在實際操作中難免出現(xiàn)缺點和偏差。
第一，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解和經營管理方式上存在問題。在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和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解是膚淺和片面的，認為其只能是也必須是完全、純粹的公有制。在集體所有制方面，又強調必須實現(xiàn)統(tǒng)一管理，集中經營，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高級越好。事實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不可能囊括社會經濟的一切領域，必須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fā)展多種經濟成分。其次，統(tǒng)一經營的管理體制，既不符合中國農村的落后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又與我國農業(yè)生產發(fā)展不平衡的特點相矛盾。這是造成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嚴重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思想的繼續(xù)膨脹，發(fā)展成為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阻礙了我國的農業(yè)發(fā)展進程。
第二，在農業(yè)互助合作的形式上存在問題。
我國是一個經濟落后，幅員遼闊的國家，既有少數(shù)現(xiàn)代化的城市，還有大片窮鄉(xiāng)僻野;在農村，既有現(xiàn)代化的農業(yè)機械，也存在原始的刀耕火種，經濟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不平衡的狀態(tài)。然而過去一講合作化，就認為只有一種形式、一種途徑，這就是互助組、初級社，最后過渡到高級社。應該肯定它的適應性和優(yōu)越性，但是，把這“三步走”的形式過于絕對化，在全國農村都按照這個模式辦，采用“一刀切”的辦法，就很難適應我國農村千差萬別的實際情況，不能不是對農業(yè)合作化的一種誤解和失策。
第三，改造所謀求的目標上存在問題。
改造的終極目標是把我國農業(yè)變成生產資料共有的、生產專業(yè)化和社會化的大農業(yè)。這個目標就給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第一，發(fā)展生產力，實現(xiàn)農業(yè)現(xiàn)代化;第二，變革生產關系，建立公有制;第三，將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農業(yè)自然經濟，改造成為生產社會化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改造至少這三部分缺一不可，但當時我們片面地認為，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就是用合作化的辦法，把農民的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改變所有制，變革生產關系，把農民原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變?yōu)榧w所有的公有制。這種理解上的片面性，把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所涵蓋的內容大大縮小了。因此，從完整、科學的意義上來說，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真正完成。
三、當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對歷史的揚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行，我國社會面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改革過程中，我們摒棄了許多不符合國情、阻礙生產力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東西，同時也采用了許多與過去不同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以推動社會的進步。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的思想觀點發(fā)生了混亂。有的人認為，當前的農村經濟改革是對歷史上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否定，因而有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說法。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通過農業(yè)合作化運動，我們在農村實現(xiàn)了生產關系的變革，把分散的個體經濟改造成為集體經濟，在農村確立了集中統(tǒng)一的經營管理辦法、按勞分配原則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這是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成果。我國從1981年前后，在全國農村實行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統(tǒng)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即生產隊通過合同形式，把集體耕地按人口或勞動力比例承包到戶，由農戶自主經營，生產成果由承包戶完成相應的國家征購任務和集體提留后，剩下的全歸自己。農民有了自主權，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剩余勞動力和資金，并運用它們發(fā)展家庭經濟和多種多樣的聯(lián)合經濟形式，從事多種經營。
從經營管理方面來看，今天實行的是統(tǒng)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經營體制并沒有根本否定簡單的統(tǒng)一經營，而是根據(jù)時代特色和社會變化發(fā)展的特點，對需要和可能統(tǒng)一經營的實行統(tǒng)一經營，對需要和可能分散經營的則采取分散經營的方式，將“統(tǒng)”與“分”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從分配方面來看，今天的改革并沒有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只是用聯(lián)產承包的辦法代替過去的勞動分工制。用群眾的話說，過去的分配辦法是“先生產，后分配”，現(xiàn)在的辦法是“先分配，后生產”。誰勞動好，產量高，誰的收入就越多，完全體現(xiàn)出多勞多得的原則。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比勞動分工制更能體現(xiàn)按勞分配的原則。所以應該說，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并非是否定了“按勞分配”這一社會主義原則，而是當前在農村中最能體現(xiàn)“按勞分配”原則，并且簡單易行的辦法。再從所有制方面來看，這種改革并沒有否定生產資料的公有制?，F(xiàn)在，廣大農村繼續(xù)保持著農業(yè)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集體所有，不少地區(qū)，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生產資料的絕大部分仍為集體所有，歸個人所有的只是生產資料的一部分。因此，在所有制問題上，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依然存在。改革后允許農民個人擁有部分生產資料，是為了更符合當前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更有利于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傊?，當前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農業(yè)更加完善，也更加符合我國的國情，它是現(xiàn)實對歷史的揚棄，而不是對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否定。
只要對歷史和現(xiàn)實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我們就可以認識到，過去對生產資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xiàn)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而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則是為了糾正前進中的錯誤和缺點，為了使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有活力。所以，20世紀50年代的改造和當前的改革只不過是不同歷史時期為社會主義奮斗的不同形式而已，任務不同，形式不同，但最終目標都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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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改革改造論文范文二：彈性生產、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改革
我們已經習慣于用“全球化”這樣的字眼來描述時代的變化，并且似乎假設了它是人 類的又一次福音，因此對它抱以異乎尋常的熱情。事實上，這種態(tài)度并沒有多少現(xiàn)實的 根據(jù)，因為，無論是在經驗還是理論層次上，當前的“全球化”都和資本生產方式變化 脫不開聯(lián)系，并且資本主義仍然占據(jù)著組織當前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霸權地位。 因此，它也包含著深刻的矛盾。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從生產方式變化來認識資本主義、揭 示它的變化特征、內在矛盾和社會歷史影響。只有在這一個前提上，我們才能充分獲得 向資本主義先進經驗學習的落腳點。
一、彈性生產：問題的提出及其實質
雖然資本主義一直不斷地改變著其自身的形象，但20世紀下半葉的變化尤為迅速和深 刻。宏觀層次上，戰(zhàn)后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支持下，歐美獲得普遍的增長，70年 代“滯脹”現(xiàn)象出現(xiàn)后，新自由主義又取而代之成為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它的 推動下，80年代里根(撒切爾)“革命”得以發(fā)生。關于這場革命的意義，左派學者們強 調，“與其是一場開創(chuàng)新紀元的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政治上重新組織全球的革命，其 目的是讓全球資本主義擺脫各種政治羈絆放手統(tǒng)治全世界”。[1](p.472)在微觀層次上 ，二戰(zhàn)期間積累的新技術被廣泛運用并形成戰(zhàn)后技術革新的高潮，特別是隨著計算機的 普遍使用，高新技術觸發(fā)了新一輪的組織制度變革，傳統(tǒng)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種更為靈活和適應復雜競爭環(huán)境的生產體系逐步形成，此所謂高技術革命和管理革命。上述兩個層次的變化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密切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總體變化過程的兩個方面。
在諸多競爭性解釋中，我認為從生產方式變化入手的“彈性生產”(flexibleproduction)理論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個對資本主義生產制度變化的概括，既反映 了在微觀管理層次上的“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大規(guī)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后現(xiàn)代管理”(postmodernmanagement)等方面內容，也指認出這種變化的根本目標和歸宿在于資本的“彈性積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我們已經知道，在20世紀的大半個時期中，資本主義生產都是以福特制的“大宗生產 ”(mass production)為典型特征的。這種因福特發(fā)明的第一條汽車生產線而得名的生 產制度在規(guī)模經濟方面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成就，例如憑借這種生產方式，美國在1955年全球 汽車市場所占份額達75%，1960年它的500家大公司生產出全國一半以上的產品，雇傭了 其12%的勞動力。不過，福特制在60年代達到鼎盛之際也開始了其衰落過程，并逐步成 為資本在全球擴張的障礙。隨著全球經濟的深化，需求的多樣性和復雜的競爭環(huán)境使得 福特制原發(fā)地和代表者美國在70年代競爭中受到了歐洲和日本的巨大挑戰(zhàn)。特別是日本 ，以豐田汽車等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從50年代就開始了一種不同于福特制的生產方式，并 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巨大成功。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學者迎風而動，他們發(fā)動對日本管理 和文化的研究，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艾茲拉·伏格爾)、《日本企業(yè)管理藝術》( 帕斯卡爾和阿索斯)、《Z理論》(威廉·大內)、《追求卓越》(彼得斯和沃特曼)等著作 ，并直接影響了美國的企業(yè)界實踐，從而促進了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yè)操作的轉 變，把組織戰(zhàn)略轉移到它的靈活性上，以適應高技術和跨國公司實踐影響下競爭條件的 變化。這種戰(zhàn)略的調整所涉及的領域和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僅在于生產技術(工藝)、 組織結構，而且涉及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精益生產”、“后福特主義”、“大規(guī)模 定制”和“后現(xiàn)代管理”等術語從不同的視角揭示了這一管理實踐變化的特征。這些視 角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與不同研究的理論旨趣直接相關，例如關注制造業(yè)變化的沃麥克 等人偏愛“精益”這個術語，組織研究者更側重于“后現(xiàn)代”性，文化研究者喜歡“后 福特主義”等。“彈性生產”問題較早出現(xiàn)于查爾斯·F·沙貝爾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 983年就提出“彈性專業(yè)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這個術語來解釋“后福特主義 ”問題，在后來的《工作與政治學》、《第二次工業(yè)分工》(與皮爾瑞合著)等著作中， 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考察。他肯定這是工業(yè)革命之初就出現(xiàn)的一種生產傾向，只是由 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義”所遏制，并認為“彈性專門化”生產體系較之于“大宗生產 ”更能幸免于當前的經濟混亂。[2](p.104)應該說，沙貝爾指認了生產體系的調整是圍 繞資本主義發(fā)展需要而進行的，它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復雜的政治問題。一般認為 ，沙貝爾等人的“彈性專業(yè)化”理論是一種有抱負的理論，它試圖在解釋市場、國家行 為和生產狀況的變化同時解釋工作的組織方式和工業(yè)關系的變化，也因此引發(fā)了很大的 爭論。事實上，在后福特主義思想重要來源之一的政治經濟學的規(guī)制學派那里，阿蘭· 李比茨等人認為，資本主義既不是歷史上無變化的結構，也不會有目的地走向滅亡。也 就是說，它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通過產生連續(xù)的積累體制不斷克 服內在矛盾，如勞資關系、消費規(guī)范和國家干預等問題，以實現(xiàn)自己獲得最大的剩余價 值。這樣看來，后福特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一次生產方式的自覺調整，它與 福特主義一樣可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歷史影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后福特主義普遍地受 到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內的國際學界的關注。人們普遍認為，后福特主義代表著一種新的 經濟市場與經濟文化原則，它與福特主義相反，通常與更小型、更靈活的生產單位相關 ，這種生產單位能夠分別滿足更大范圍以及各種類型的特定消費者需求。因此，能夠適 應多元化市場發(fā)展的需要。但是，上述理論都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變化采取了過分樂觀 的態(tài)度。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戴維·哈維(David Harvey)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 治體制當然是圍繞資本積累制度建立和變化的，因此他對當前資本積累特征的看法是： 資本主義確實出現(xiàn)了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和消費樣態(tài)等方面的彈性，在反對“ 福特主義”的制度剛性意義上，這種彈性是一種“彈性積累”的機制。但是，他與規(guī)制 學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強調在經驗上無法證明這種變化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全面特 征，相反它占據(jù)的只是局部的和臨時的主導地位，“福特主義”仍然主宰著廣泛的工業(yè) 領域。這也就是說，“彈性積累”制度不應該被具體地局限在資本生產的某一個方面來 認識，而必須把它看作是資本獲得利潤戰(zhàn)略的變化。因此，他強調這種戰(zhàn)略是馬克思定 義的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兩種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簡單的再組合。這就意 味著，要說清當前資本主義的變化仍然必須基于馬克思《資本論》的邏輯進行。在哈維 看來，產生于70年代的資本主義的新特征與其說是勞工市場全面成為靈活性的、不如說 是貨幣資本脫離了物質生產循環(huán)領域，實現(xiàn)了空前的自主權(即金融資本的無限膨脹)。 在更為廣泛的歷史空間中，它是資本主義適應能力的一種自我發(fā)展。[3](p.161)
哈維理論的優(yōu)越性并不僅僅因為其采取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更重要的是其綜合視角 ，正是在后一個方面他提供了對資本主義變化有說服力的論證，因此在左派群體中產生 了廣泛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直接成為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論前提。例如，德里克在哈 維的基礎上直接強調：就社會而言，新技術賦予資本和生產以空前的流動性，因而生產 的定位似乎處于一個永恒不斷的流動狀態(tài)，為資本對抗勞動力尋求最大利益，同時也擺 脫對資本活動的社會和政治干涉(因此叫“彈性生產”)。[3](p.15)
需要強調的是，從靈活性要求的角度看，“彈性生產”本身是資本生產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早就指出“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趨勢，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又要克服 把自然神化的現(xiàn)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滿足于現(xiàn)在需要和重復舊 有生產方式的狀況。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fā)展生產力、擴 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5](p.393)。當然， 在這里重提馬克思并不是為了證明他的先見，而是旨在強調：如果“彈性生產”能夠描 述資本主義當代生產制度的特征，那它在20世紀的被命名也絕不是偶然。它只是資本生 產不斷“革命化”的結果，這其中既包括商品生產、流通的技術革命、管理革命，也包 括資本主義為解放市場而在宏觀體制方面所進行的種種革命化試驗——這些試驗既包括 盧卡奇在20年代就指認的對社會主義“計劃”的吸收，也包括70年代以后主要資本主義 國家在私有化和自由化問題上的同謀等等。由此，我們將清晰地從資本主義有關經濟和 管理的文獻中看到，貫穿20世紀資本主義的是“創(chuàng)新”口號——技術創(chuàng)新、組織創(chuàng)新、 制度創(chuàng)新等等。在理論上，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早在30年代就將企業(yè)家的精神定義為創(chuàng) 新。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再來審視“彈性生產”這個術語，將有不同的發(fā)現(xiàn)。我們已經 指出，資本主義的靈活性(彈性)既來自工藝技術的革新、管理的創(chuàng)新，也來自于資本主 義宏觀政策的調整等諸方面。事實上，要指出這幾種因素中哪一種是核心恐怕是困難的 ，或許正是它們之間的復雜作用共同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20世紀的活力?？隙?這一點，我們便不難理解西方激進主義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上，為什么他們會深入到技 術的方面、管理的方面甚至文化的方面。因為，在成為資本主義控制的力量后，無論是 技術還是管理，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再具有知識學意義上的中立性。因此，對它的每一個 方面的批判都是必要的。從激進主義的歷史來看，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30年代就對技 術革命進行了徹底批判，取得極為豐富的成果。不過，問題的復雜性在于，20世紀60年 代左派“文化革命”之后，激進的批判本身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在消化自己反對派時政策 考慮的理論依據(jù)，如生態(tài)資本主義問題的提出。資本主義的制度創(chuàng)新在非常顯著的水平 上也包含了后現(xiàn)代批判思潮所提出的理論要求。無疑，上述問題直接加劇了意識形態(tài)的 復雜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生產方式的內在變化入手揭示資本主義的變化成為一種 迫切的理論需要，“彈性生產”理論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彈性生產的矛盾及其影響
彈性生產對資本主義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復雜的影響。從現(xiàn)象上看，社會信息化、網絡 化和全球化是其顯著的特征，這種特征直接指認了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水平擴張和在 社會文化層次上的垂直深入。這些復雜的變化對當前人類社會實踐提出了新的課題，如 何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質和生長空間，特別是在當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認識對資本主 義的替代問題等等都再一次成為迫切的問題。我們認為，這種變化的意義必須圍繞資本 主義生產方式的擴散來理解，因此，在更為基礎的方面，我們可以從資本主義內生的基 本矛盾角度來分析彈性生產的雙重政治意義：一方面它確實在物質生產方面提供了極大 的優(yōu)越性，另一方面也更為深刻地加重了人們社會生活過程的物的依賴性。(注：必須 強調的是，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文中 從生產角度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界定。在這里，我們采取的立場是馬克思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從社會發(fā)展角度強調的社會關系的全面性與物的依賴性之間的矛盾。 )前者可以視為政治解放的基礎，而后者則是社會解放所必須克服的對象。這個雙重政 治意義應該說是馬克思主義所關心的核心問題，事實上，自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 》中第一次考察商業(yè)的政治意義以來，它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問題。在馬克思那里 ，成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即是圍繞這兩個主題展開。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要求我們重 新對這兩個方面進行充分的估計。
在上述基本立場上，我們便可以進一步觀察彈性生產對于現(xiàn)實資本主義發(fā)展以及社會 主義運動的不同意義，觀察當前所謂“知識經濟”、“網絡經濟”、“第三條道路”以 及后現(xiàn)代政治、文化等等具體的問題，從而厘清社會歷史現(xiàn)實之正反兩個方面并存的經 驗以及對這些經驗的不同理論反映。當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討論這些 問題，而是簡要地圍繞資本生產的全球化與權力控制、意識形態(tài)變化和左派實踐與理論 的變化三個問題展開一種思路。
1.資本生產的全球化和權力控制
全球化的社會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加強了60年代以來未來學的樂觀估計;另一方 面它也加強了社會災難。國際學界在這兩個方面都已經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我們也強調 ，從積極的角度，憑借彈性生產，資本主義確實已經超越了它的歷史邊界而成為真正的 全球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市場力量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的 觀念進一步普遍化、一體化的經濟在加速技術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臺、全球性的依賴對 加強合作也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全球倫理和生態(tài)等價值開始深入人心等等，這些都可 以理解為積極的方面;在這一背景下，一些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如貝克、赫爾德等人提 出“世界公民社會”和“世界主義民主”等問題，規(guī)制學派理論家、后工業(yè)社會理論家 以及其他樂觀主義理論家對資本主義向更為民主和自由的高級社會轉型抱有更高的期望 ，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彈性生產所帶來的管理或文化革命實質仍然是資 本對勞動和社會控制權力的加強。而這一點恰恰是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核心，離開這個 核心來討論解放無疑是一種烏托邦空想。因此，在未來社會想象方面必須討論資本主義 控制方式的變化及其替代的可能性。客觀上，新型的權力控制呈現(xiàn)了與資本主義先前階 段不同的特征，從總體上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強了。它們集中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1)使財 富更加集中。由于加強了管理權力，管理“革命”使得財富從多數(shù)人向資本擁有者和管 理者的巨大轉變成為可能。因此，我們能夠觀察到財富已經集中在20%的人手中，產生 了有些學者斷言的20/80的社會;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看，新型的兩極分化在資本主義內部已經 展開，據(jù)美國96/97年度《社會學年鑒》資料，從1980年到1992年，美國底層25%的人平 均家庭收入實際下降了6.8%，而與此同時25%的富人收入則增長了15.9%。另據(jù)美國官方 統(tǒng)計，工人分配份額從1950年的40%下降到1984年的25%，而其剩余價值率在制造業(yè)中從 150%上升到302%，80年代，10%最富的人，占據(jù)了78%的地產和89%的公司股票。(注：數(shù) 據(jù)來自：Socioligy 96/97,Duahkin Publishing Group,p.116;Berch Eerberogh,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Tranformation,London,1994,pp.51-56.)(2)無論是跨國公司 還是總體的資本主義制度，通過組織的彈性都加強了自身的控制力，從而獲得了在全球 擴大利潤的空間。(3)跨國公司擴張以水平蔓延取代了垂直整合，它成為全球化的直接 推動力量，它削弱了第三世界國家保護當?shù)亟洕哪芰Α?4)增強了資本家對工人的談 判能力。通過“改制”或“業(yè)務重整”，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力向法人統(tǒng)治階級轉變， 使得資本利益集團更為團結而與此同時工人階級卻分散化了，產生了連現(xiàn)狀的辯護者也 抱怨的“富人反對窮人的階級斗爭”。(5)引發(fā)了一些學者所強調的“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公司文化成為管理的熱點，它帶來的是更為深刻的心理操縱。文化灌輸已經成為 “業(yè)務重整”的基本手段，它使工人對工作性質的變化產生良好的和積極的態(tài)度，但實 質上創(chuàng)造了在生理和心理上新形式的剝奪。也就是說，當代資本主義管理戰(zhàn)略已經轉移 到更為深層的心理機制方面?？傊芾砀锩暮蠊菫橘Y本主義重組全球關系形成新 的霸權提供了必須的技術準備。從這個方面看，我們現(xiàn)在還不能像“歷史終結論”者那 樣樂觀地估計：資本主義已經為人類最后的解放提供了基本形式。相反，新型的控制和 依賴性形式造成了更為復雜的人類解放圖景。正是它的深層矛盾，當前的“全球化”遭 到來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評。
2.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
資本生產和管理實踐的變化直接導致新型的辯護形式。這些辯護理論擺脫了傳統(tǒng)的意 識形態(tài)表現(xiàn)形式，而直接冠之以中立的“新社會”理論，它們主要包括兩種，第一種是 30年代以來以“管理革命”為核心的“后工業(yè)社會”理論;第二種是80年代之后的后現(xiàn) 代主義組織研究和文化研究。關于后一種，我們將在別的地方專門討論，這里以第一種 形式為例來討論“彈性生產”的意識形態(tài)后果。這種理論直接從“管理革命”出發(fā)，在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活力和優(yōu)越性進行論證。這一點從所謂管理革命 開始一直就是西方強勁的思潮，例如，“科學管理之父”泰羅在其《科學管理原理》這 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第一句話即是：管理的主要目的應該是使雇主實現(xiàn)最大限度的富 裕，也聯(lián)系著使每個雇員實現(xiàn)最大限度的富裕。[6](p.157)正是順著這種思路，1932年 貝利和米因恩提出“管理革命”思想，貝利在1959年提出美國式的“人民資本主義”問 題，重提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公開號召在“一致的公論”基礎上認同資本主義。70年代 貝爾融合了技術精英治國論、管理革命論等，形成洋洋大觀的“后工業(yè)社會”理論并為 80年代樂觀主義的未來學和90年代“知識社會”和“后資本社會”論提供先驅理論。
從后工業(yè)社會中演化出來的種種“新資本主義”幾乎成為發(fā)達國家辯護理論眾口一詞 的說法。而這個術語的核心則在于挑明，現(xiàn)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變化創(chuàng)造了一種更高級 形式的資本主義。在這種新的制度中，資本主義以一種革命的方式改變了現(xiàn)行的資本主 義制度國家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勞動與財產的對立將成為過去。這種爭論隨著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社會主義的挫折，直接演化為“歷史終結”論。例如，20世紀末，德魯克 ，這位美國最重要的現(xiàn)代管理學家，不無輕松地說，由管理革命所推動建立起來的“這 個新社會——它已經存在——是后資本主義社會。再說一遍，它必定會使用自由市場作 為惟一被證實的經濟一體化機構。它不會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它甚至不會是‘ 非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機構會繼續(xù)存在”。[7]值得注意的是，后工業(yè)社會 思潮自80年代以來，在中國和蘇聯(lián)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著強大的社會影響，特別是 蘇聯(lián)東歐劇變后，部分前社會主義者快速地轉向對后工業(yè)社會的全面肯定，他們認為馬 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的一些主要特點與后工業(yè)社會具有類似的方面，從而回到貝爾的立 場上。從當前的全球性技術革命出發(fā)，他們較為普遍地把當前的社會變遷理解為一種形 式向另一種社會形式的過渡，在這種過渡中，馬克思所預計的所有制問題、商品關系、 國家、勞動、城鄉(xiāng)差別等問題將會得到進一步的解決。他們強調，從當前的信息社會的 趨勢看，我們能夠樂觀地看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對未來社會關系的描述。
但是，如果考慮到上述資本主義控制形式的變化，那么同樣可以說，這種對資本主義 的物質文明和形式民主的簡單理解恰恰是資本意識形態(tài)的當代表現(xiàn)，馬克思早在《1857 -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就對這種做法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在當前，意識形態(tài)的復雜性 在于諸多以批判立場或以“解放”口號出現(xiàn)的理論如后現(xiàn)代、后殖民等等都極大地浸潤 了資本生產的特征而能夠直接滿足其要求，從而暗含有辯護理論的性質。這一特征又直 接影響了左派實踐和理論。
3.對左派實踐和理論的影響
1941年伯恩漢系統(tǒng)地論證“管理革命”，并用它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問題。從50年 代始，這一理論便直接影響了英國工黨、原西德社會民主黨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并極大 地影響社會民主黨在歐洲的實踐。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深入，基于全球化和知識經濟之理 論前提，源自西歐基督教民主黨實踐和前蘇東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理論探索的“第三條 道路”普遍地成為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左派政治右傾的一種口號。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國 際學界的關注，我們就不展開了。
在理論上，“彈性生產”問題所產生的影響要復雜許多。一方面，我們看到從賴特· 米爾斯關于發(fā)達工業(yè)國家社會分層問題研究、70年代貝爾的“后工業(yè)社會”研究直到90 年代哈貝馬斯對“普遍法治社會”的論證，左派知識分子在面對資本主義新變化時一直 存在著向自由主義右傾的事實。而在當代全球左派理論中，大批的知識經濟研究者更是 不加思索地強調了“知識經濟”是人類解放的前景從而為資本生產進行辯護，在全球化 背景下，諸如《新左派評論》編輯安德森這樣的左翼人士也強調“如今現(xiàn)實的左派惟一 的起點就是要理性地認識到歷史的失敗，資本主義已經全面擊退了對其制度的威脅”， 因此要求承認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并使具有40年傳統(tǒng)的《新左派評論》改版，取消了該 刊的連續(xù)編號而代之以“第二系列”。當然，另一方面，在左翼陣營中，也存在對上述 傾向進行批評的立場，例如有學者直接對《新左派評論》雜志的改版提出批評，認為它 是自殺[8]。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全球化問題研究的深入，在不同的領域中新近崛起的 一批以全球眼光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的左派學者，例如哈維，他指出，資本主義的適應 能力是它在階級斗爭中主要的武器之一，我們不能低估它的不斷產生出的反抗的巨大范 圍。因此，他們強調，在全球層次上重新繪制新的階級之圖已經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 論的核心問題，在這一點上已經產生了諸如杰姆遜、斯克萊爾等人的研究。
從總體上看，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并不僅僅是管理學家們所強調的那樣只有普遍的繁 榮，泰羅在管理革命一開始就提出結束勞資之間的戰(zhàn)爭這一目標并沒有達到，它又在當 代被后現(xiàn)代管理重提。事實上，我們也希望能夠基于管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畢竟， 資本主義能夠自覺地擺脫其物的依賴性也應該是歷史的幸運。但現(xiàn)實恰恰如多斯桑托斯 強調的那樣：后周期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論、富裕論、福利國家論、工業(yè)社會論及許許 多多的理論，都在謀求使占優(yōu)勢的、經過改良和新生的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永世長存。 [9](P.4)這不得不使我們重新思考它的實質。
三、彈性生產對社會主義改革的政策啟示
20世紀90年代，持續(xù)高漲的“全球化”浪潮從不同的角度給各個國家都帶來了新的機 遇和挑戰(zhàn)，對我國亦不例外。不過，特殊的是，由于當前“全球化”是以全球社會主義 制度的退縮為代價的，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我國謀求民族振興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兩大 歷史任務有著深層的矛盾，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對我們構成更大的壓力。這就要求我 們從我國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當代制度特征出發(fā)，堅持本民族的特色，在充分理解資 本主義前提下，通過向它學習而不斷獲得持續(xù)性發(fā)展的動力和體制。應該說，改革開放 以來，從80年代鄧小平強調向資本主義學習先進的管理到90年代江澤民要求掌握先進的 生產力和文化，我們在指導思想方面和具體實踐中都有著正確的認識，也取得了歷史性 成就。但是，在全球“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背景下，還是有學者主張一股腦地把 資本主義引進國內，似乎選擇了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就能繼承它的財產，這是不負責任 的做法。在這里，我們從“彈性生產”角度談兩點看法。
1.改革過程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學習
馬克思強調過：“現(xiàn)代工業(yè)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xiàn)存形式看成和當作最后的形式 。因此，現(xiàn)代工業(yè)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 守的。”[10](p.533)在某種意義上說，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也是在馬克思所預期的范 圍內，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共產黨宣言》被今天華爾街的金融家們作為必讀書目，《 資本論》也被某些經濟學家當作市場經濟建設的正面教材。然而這只不過是一個反諷。 因為，馬克思從來沒有把市場經濟當作最后社會解放的圖景。當然，今天我們所面臨的 社會歷史條件可能比馬克思的時代更為復雜，因為似乎資本已經文明化與道德化了。不 過，這種道德化并非超出了經典作家的預見，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 附錄》中已經注意到，把道德運用于經濟學并非是資本家的初衷，并且這也不可能消除 資本主義生產所內含的基本矛盾，而這個矛盾只要存在一天，今天的批判家所指認的種 族、性別和少數(shù)族群的利益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解決。因此，對資本主義的根本替代仍 然是這個時代解放的基本任務。
但是，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還不是批判資本主義的彈性生產，相反，而是在總體資本 主義環(huán)境下通過充分借鑒這種生產的合理性而獲得社會主義生長的更為廣闊的前提。這 是由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造成的，在20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抗之中，就生產手段 而言，社會主義確實處于落后的地位，這不僅由于其歷史基礎薄弱，同時也和我們所選 擇的管理體制有關。在對資本主義彈性生產進行分析時，德里克把社會主義的相對落后 歸結為其指導思想之時空提前的問題，即片面地按照馬克思基于19世紀資本主義狀況而 作出的預言來直接“兌現(xiàn)”社會主義。這一點雖然值得進一步討論，但在指認現(xiàn)實社會 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經濟—社會政策的結構性僵化方面卻是正確的。換句話說，正是資本 主義的彈性生產，我們不改革不行。這一點，鄧小平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不改革就會產 生“球籍”問題，而江澤民強調的“三個代表”則深刻地指出當前我們改革的方向。正 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從發(fā)展的角度看，改革只是持續(xù)進步的社會主義體 制的必然要求，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借鑒資本主義發(fā)達的生產和管理經驗是必然的。但 是，正如鄧小平強調的那樣，我們的改革有一個定語，這就是社會主義。也因此，在宏 觀政治實踐和理論上，我們同樣面臨著更復雜的對資本主義批判的任務，這一點不可忘 記。在這個方面，雖然我們不拘泥于個別的細節(jié)，但在總體上必須強化社會主義目標。 即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從理論上說清市場之后是什么。如果缺乏這個必要的導向，在改 革過程中，大多數(shù)人將會失去方向。事實已經證明，在我們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 ，例如腐敗和道德滑坡等，不僅直接與市場經濟的物的依賴性以及拜物教有關，而且與 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宏觀社會政策以及認識上的失誤直接有關?？梢灶A見，隨著市場的 深入，用自發(fā)性來替代對社會公正和社會道德的調控不僅直接催化了更大面積的不良社 會風氣的滋長，而且醞釀著對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進行挑戰(zhàn)的理論實踐。因此，黨和國家 領導人也一直強調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清醒立場和用歷史來教育青年，“三個代表”等重 大問題在近年社會生活的重要地位的突出無不證明了社會主義在今天改革過程中的重要 意義。從這一點看，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我們改革所欲趨向的社會主義彈性生產與資 本主義的彈性生產有著質的不同，它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生產之剝削、壓迫為前提的。這 是為什么強調要說清市場之后是什么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
2.自力更生與內生性制度創(chuàng)新之路
全球化對我們形成的壓力絕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從1998年西雅圖世貿組織會議到2001 年熱那亞西方8國首腦峰會，全球性的對“全球化”的抗議持續(xù)不斷并一浪高過一浪。 如果說，人們已經認識到，即使對于資本主義世界，全球化帶來的也并非是普遍繁榮， 那么，我們更有理由說，它給中國帶來的絕不僅僅是甜點。在這種背景下，強調“全球 眼光”的同時不能不考慮“地方行動”，不能不提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個新中國建設 之基本精神和優(yōu)良傳統(tǒng)。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不僅在過去和今 天，而且在今后也將是我們的惟一選擇。如果說我們當前的改革旨在推動的也是一種制 度的彈性，那它的深層內涵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創(chuàng)新而獲得持續(xù)發(fā)展的動力和 具有彈性的體制。
在今天，向資本主義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學習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怎么學習 這個問題并不是每個人都很清楚的。現(xiàn)在不少人都喜歡援引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強調 制度創(chuàng)新，但是卻把創(chuàng)新本身簡單地定位在移植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甚至全盤引進 其社會制度，這顯然是個誤解。因為，不僅由于歷史條件的差異，簡單的移植是不可能 的，另一方面誠如一些學者所強調的，過去社會主義的基本教訓之一是按照早期工業(yè)化 形式來塑造自己的發(fā)展模式。從資本主義制度創(chuàng)新的特點來看，我們已經在第一部分強 調，它是一種全面的創(chuàng)新，其中包括對社會主義某些成功經驗的學習，圍繞科技革命所 進行的組織制度創(chuàng)新等等。綜觀今天的資本主義，既不存在全球標準齊一的生產模式， 每一種具體的生產模式亦非單個國家或單個資本家的發(fā)明，而是其不斷適應條件變化擺 脫教條鼓勵創(chuàng)新的結果。以日本為例，它能夠成功地形成對美國的挑戰(zhàn)，也絕非簡單地 采取了“拿來主義”的做法，而是內生性制度創(chuàng)新的結果。事實上，主張全盤移植西方 “成功經驗”的學者也極大地忽視了下面兩個事實：第一，改革絕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沒 有優(yōu)點，相反，改革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沒有能夠充分發(fā)揮。例如，在新中國 建設過程中，通過幾代人努力所凝結的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集體主義精神，它們發(fā)揮的巨 大歷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鄧小平在最初提出改革之際，他所尊重的不就是兩個地方( 安徽和四川)的經驗嗎?在改革過程中，無論是蘇南還是浙江溫州，還是山東或其他什么 地方，凡是成功的經驗哪一點不是源自群眾的創(chuàng)造?當前，特別是國有企業(yè)改造過程中 ，一些部門和地方的領導人以及個別專家，為了表面的效率粗暴和簡單地按照某種“先 進”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不僅沒有帶來預期的利益，相反極大地損害了群眾的創(chuàng)新 精神和改革的熱情，也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而違背改革的初衷。這些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 充分注意。一種真正靈活性的政策應該是因時因地的創(chuàng)造而不是直接照搬某種先進經驗 的結果。第二，在全球范圍內，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這種移植必然 是以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為代價的，而這一點又必然是以損害民族和人民利益為前提的， 前蘇東即是前車之鑒。蘇東劇變已經過了10年，它有沒有實現(xiàn)當初的夢想呢?事實擺在 那里。在今天，俄羅斯人已經從全方位開始對這10年進行反思，他們要求回答為什么多 數(shù)人現(xiàn)在的生活比改革之前還要差，為什么承諾的民主變成了寡頭民主制度和寡頭市場 ，為什么曾經以自己祖國為榮的俄國人逐漸失去了愛自己祖國的靈魂等等問題。最值得 注意的是，那些早先支持蘇聯(lián)解體的自由主義者也開始反思為什么會形成葉利欽在其“ 光榮十年”中形成“家族在國家的可恥統(tǒng)治”。[11]因此，在當前，強調內生的制度創(chuàng) 新不僅是針對資本主義彈性生產的外在壓力，而且正是為多數(shù)人利益而進行的改革順利 進行的必要保障。
從上述兩個方面看，在資本主義彈性生產所造成的全球霸權壓力下，我國社會主義改 革的真正的道路不在于照搬他國經驗而是通過學習實現(xiàn)自我創(chuàng)造，也正是在這一點上， 我們能夠激發(f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并超越資本主義，從而實現(xiàn)民族復興的宏偉大業(y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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